内容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浙江中医药大学 郑洪

　　文化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并在社会系统中形成制度化表达。党的中医药政策为中医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很值得总结的一点，是指引中医药政策的党的先进文化理念。

　　百年前的文化变局与困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根本改变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出于对思想文化领域沉闷守旧局面的不满，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认为“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主张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一些知识分子起而反对，伧父（杜亚泉）指出，现代人心迷乱，要加以解决，“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辜鸿铭更提出要尊王﹑尊孔，宣称“至醇至圣之孔子当有支配全世界之时”。中西文化论战甚为炽烈。由于思想文化的路向彷徨不定，就无法指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加上民国前期的几次复辟，加深了人们对重走旧路的担忧，因而当时的国家制度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政策，大都以西方为蓝本。

　　在医学领域亦然。晚清时期，中西医之间存在比较与论争，“汇通”是得到广泛认同的提法。这意味着两种医学都应得到发展。但是民国时期的行政制度却采取了排斥中医的做法。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组织人员翻译了英、美、德、法、俄、日等各国学制，最后决定主要效法日本学制，其后公布的教育学制中，医学方面只有西医而无中医，中医界群起抗议，但无济于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着手建设卫生行政系统时，则发生了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案”的事件。这些政策的出台，显然与当时的制度建设一味师法西方有关。西方制度中没有传统医药的位置，中国也不应出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甚至以“有关国际体面”为理由，阻止出台《国医条例》。中医界对此愤怒地指出：“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

　　文化路向决定着国家路向。没有先进的文化指引，对民族文化失去自信，就会陷入盲目附庸的困境。虽然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比起封建社会来说是进步的，但全盘照搬显然是不适宜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引领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影响思想文化论争的新思想。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中西文化形成了比较客观的态度，对西方科学与卫生都有一定的思考。例如李大钊分析东西方的健康理念特点说：“东人讲卫生，则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他提出两者要“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

　　早期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瞿秋白对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局限性也有清醒认识。他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高等阶级，经济生活是很有保证的；然而最可怕的病症，精神病象以及生殖力的减杀，刚刚在高等阶级里发现得最多。单调的技术的科学之发展，其结果是如此。当然，此种发展决不能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基础。”瞿秋白提倡开辟“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曲折的探索，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其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为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引。《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既要吸收一切优秀的外国文化，又“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正是有了这一思想认识基础，加上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中医药所起的积极作用，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大力开展“中西医合作”运动。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上宣布了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方针，其中就提到了中西医合作的问题，指出“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随后文教会议专门讨论了中西医合作的问题，1945年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总会。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成为指导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纲领。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边区中西医实现了平等合作。这一方针也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解放区。这与抗战后国民政府的立法和行政系统仍然存在尖锐激烈的中西医争议形成鲜明对比。

　　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文化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医的平等合作始终是党和国家中医药政策的核心内容，体现为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的具体方针。这并不仅仅是革命战争时期有关做法的延续，更源于毛泽东从科学文化的高度对中西医形成了更深刻的认识。

　　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如果说延安时期的“中西医合作”更多是指两支队伍的团结合作以形成统一战线的话，“新医学”“新药学”的提法又更进一步，对医学科学的方向作出了前瞻。

　　从科学文化的角度，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无疑有重要意义。中医和西医都属于医学，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实现统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中西医结合方针，促进了我国中西两种医学的紧密合作。与很多国家不承认传统医学或仅将传统医学作为补充医学相比，这种结合显然有着更广阔的科技创新空间。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应当认识到“新医学”“新药学”的前瞻是战略性的，是远景目标。限于当前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水平，其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像青蒿素这样的例子目前只是凤毛麟角。正因如此，在此之前首先要保护好中医知识。国医大师邓铁涛曾指出，未来科学将会向中医靠拢，越新的科学技术越能认识中医。但传承如果出了问题，真正的中医知识没有被继承好，也就无从与更新的科技结合了。因此，应当正确认识“新医学”“新药学”论述的科学文化内涵，它不仅强调了中西医结合的未来远景，也包含着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现实责任。

　　中医药政策中的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医药政策一直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中医药大会作出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则是中医药政策方针在新层次上的升华。

　　中医药中的精华，既包括已为现代科学认知的部分，也包括目前的科技手段尚未能认知的部分。而后者，只能遵循中医药的发展规律，用中医药的理论来阐述和传承。明确地提出“中医药发展规律”，深刻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毫无疑问，现代科学及其文化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走向强盛必须充分吸收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但同时中国应当也可以对世界科学文化有自己的贡献。中医药在我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在我国和许多国家的当代实践，都已充分证明了其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肯定这一价值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提出要遵循其发展规律来守正创新，这就意味着应当拓展当前的科学文化观念，不应当单一地用西方的科学观来评判中医药。其意义非常重要。

　　遵循中医药的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体现的是在尊重科学价值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要求“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肯定了中医药“治未病”思想对人类健康文化的重要意义。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我国可能是唯一动员传统医药与现代医学一起全面地参与抗疫斗争的国家，并且取得了突出战果。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重大灾难中，敢于应用并且重用中医药参与防疫，充分展现了百年来党的中西医药政策指导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由此积累的坚强信心。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中医药政策正是如此，在先进的思想文化指引下确立了基本路向，在反复探索和调整中不断发展日益成熟，为世界树立了合理处理传统与现代两种医学关系的典范。不仅保障了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也为世界科学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回顾百年党史和医史，其启迪十分深刻。